以法律的名义：教育要从零岁开始

以法律的名义：教育要从零岁开始

—全国首部学前教育法规问世的台前幕后

新华社记者 鹿永建 实习生 刘铮

　　对于许多北京人来说，申奥成功带来人生莫大的机遇，他们为此摩拳擦掌。但是，对于刚刚或在正走入人世的北京婴幼儿来说，一部不那么引人注目的地方法规可能会改变他们的一生。
　　 2001年9月1日，全国大中小学、幼儿园开学的日子，《北京市学前教育条例》将正式生效。这是全国第一部关于学前教育的法规，北京人开始受教育的法定年龄从过去的3岁一下子上推到呱呱坠地之时的0岁。究其深远意义，有人称之为北京教育领域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一百多年前，一位年轻的母亲带着两岁半的孩子来到达尔文的家中。这位伟大的生物学家在幼儿教育方面也颇有研究，是世界上最早给孩子写成长日记的人。年轻的妈妈问道：“尊敬的先生，我现在给孩子开始进行教育，是不是太早了一点？”达尔文答：“不，女士，您已经迟了，整整迟了两年半。”
　　 20世纪具有世界影响的意大利女教育家蒙台梭利博士断言：“人生头三年胜过以后发展的各个阶段。”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1997年制定的美国教育十点计划的第四条提出：“从孩子有生命的第一天起，学习就开始了。”
　　 身高有点像个天生的幼儿园园长、参与研究制定《北京市学前教育条例》的学前教育专家程淮教授说，时至今日，世界上有独立完备的幼儿教育立法的国家和地区还很少，今天的北京人可以自豪地宣称：在从0岁抓教育这场看不见的奥林匹克比赛中，我们与发达国家站在了同一个起跑线上。

国际人才竞争瞄准摇篮中的孩子 研究与实践结合使北京领先全国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布鲁姆在总结追踪1523名婴幼儿长达20年得出国际公认的结论：如果以17岁智力成熟作为100%的话，50%的智力是在4岁以前获得的。然而，当今中国大多数婴儿在父母的怀抱中丧失了生命最初几年开发潜能的黄金年华，这不仅对孩子本人、家庭，乃至国家和民族，都是对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
　　 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21世纪，人才竞争的前沿领域，不在大学，也不在中小学，甚至不在幼儿园，而是在3岁前，在婴儿的摇篮之中。这是程淮常说的一句话。
　　 1994年最后一个晚上，北京市妇联与程淮所在的儿童教育开发中心共同推出“人生第一年——北京六婴成长跟踪指导行动”，即在京随机抽取6个刚刚出生的“元旦儿”，由专家指导抚育过程，进行潜能开发追踪。他们在北京妇产医院等待孩子的降生，“我们希望，在零点钟声敲响的时候，一个婴儿呱呱坠地了，我们的跟踪指导行动就开始了”。可是，快到夜里12点的时候，候产的妈妈们还没有一个叫肚子疼的。
　　 就在此时，一辆出租车开进了医院的大门，有人叫着“再不快点就生在车上了”。结果，那位在京摆摊卖服装的浙江产妇顺利生下的男孩，第一个幸运地成为学前教育专家给予跟踪指导的婴儿。孩子的父亲得知此事高兴极了，当即给孩子起名“冯时”（意为生得“逢时” ）。?
　　 这对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浙江夫妇，严格按照程淮的指导培养孩子，到了1岁的时候，按照全国标准化测试工具的测试，孩子的智能发育商是142，而普通孩子的智商为90到109。包括冯时在内，“六婴”一岁时平均智商达到了130。六婴跟踪项目，于1996年荣获由国家计生委等五个部门联合颁布的国家级一等奖。
　　 今年8月12日早晨，正在加班的程淮接到南京一个7个月婴儿的母亲葛文的电话，说南京的幼儿园多得很，但就是没有进行0至3岁教育的。葛文一方面为自己孩子的成长咨询，另一方面想引进这种教育到南京。两人约好次日面谈。?
　　 从作为北京六婴跟踪的主要专家，至广州市政府的“百婴潜能开发项目”专家指导小组组长，到中国教育电视台《万婴跟踪》电视栏目的主要创办者之一，再到现在的全国百万婴幼儿潜能开发跟踪指导——“2049计划”的主要倡导者，六年过去了，中国的0-3岁教育有了相当的发展，这其间也融入了一批专家学者的积极努力，但在中国第一个由学者创办的南京鼓楼幼稚园--陈鹤琴的家乡居然几乎还是空白，程淮感叹到，看来事业的发展，仅仅靠学者办几个示范幼儿园或实验基地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营造法制环境，成为政府意志，发动社会力量。
　　 把学前教育写入法规，是世界教育科学、心理学发展和教育法规的发展使然。北京市教委学前教育处吴晓燕处长说，0到6岁是儿童脑发育最快的时间段，对人的一生发展至关重要，其中3岁前更有其特殊的重要性，孩子上小学乃至中学时出现的偏差都可以追溯到学前。
　　 文革中显赫一时的姚文元断言，心理学是伪科学。从这一句话足以想见心理学当年在中国的遭遇，但是西方的学者却一天也没有耽误。心理学在近现代的西方世界是一个生生不息的学问，出现了弗洛尹德这样的广为人知的大学者。但是，只有到了今天，婴儿心理学才成了显学。在眼下的国际心理学会议上，婴儿心理学的分会场总是最热闹的。
　　 0-3岁的婴儿心理学在中国的起步不算早，吃苦耐劳的中国学者也不甘于落后。1989年，曾作过四年儿科医生，又在医学院任教的程淮，就参加了国家教委博士基金课题，为0-17岁的儿童进行心理智能发展的评价研究，曾主持过为3万余名儿童建立心理发展档案的工作。从1992年起，无论是师从北京师范大学儿童心理研究所所长林崇德教授攻读儿童心理学和教育学，还是在中国创建第一个0-3岁儿童潜能开发专家服务网的日子里，程淮及其同事提着一个份量不轻的木制测评箱，挤公共汽车，冒着烈日和严寒，上门到数千个孩子的家里做各种发展指标的测评与跟踪指导，得到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开始了他对婴幼儿潜能开发研究的“原始积累”过程……。
　　 研究婴儿的心理发展与潜能开发，需要医学和心理教育学的知识背景。但中国的儿童心理学者没有医学背景，而儿科医生无教育学和心理学背景。所以，既有心理学、教育学研究背景，又有医学经历的程淮等人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婴儿潜能开发的开创者之一。
　　 边实践边研究成为程淮这批学前教育学者活力非凡的一个注脚。他主编的《生命头三年》、《同步成长全书》、《婴幼儿潜能开发系列谈》在许多家长，特别是崇尚知识、讲究科学育儿的白领阶层中不胫而走。同时，他离开校园，自己办起了幸福泉幼儿园，招收6个月至6岁的婴幼儿，率先实现了0-6岁托幼一体化，并于2000年11月正式通过ISO9002国际标准质量体系认证，成为国内首家获得英国皇家认可委员会（UKAS）颁发的国际质量认证证书的幼教机构。这为该园与国际接轨，实现其“0-6岁一体化婴幼儿潜能开发、个性化素质教育与保育”的办园方针和目标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与此同时，由著名儿科专家、北京协和医院儿科前主任籍孝诚教授和程淮教授领导的北京幸福泉儿童发展研究中心，与中国家庭教育学会、国家计生委生殖保健协会、卫生部中国妇婴保健中心等机构联合倡导的“2049计划”——为共和国的百岁华诞（2049年）培育百万英才的全国婴幼儿潜能开发跟踪指导计划，已在北京、太原、深圳、长春、 南昌、齐齐哈尔、石家庄等十余个城市设立了“0-3岁宝宝潜能开发俱乐部”，以会员制的形式，为0-3岁的婴幼儿和家庭提供科学的、规范化的早期潜能开发与亲子教育服务。2049计划特别行动--世纪婴儿张一明义务跟踪指导的成果已传为佳话。作为2049计划的专用跟踪指导工具《0-6岁儿童体格-智能发育综合监测图》，已获国家zhuanli，其配套的计算机软件作为国家教育部科学教育重点课题的创新成果，已通过鉴定，日前已正式启用。中心目前还承担教育部“0-6岁一体化的婴幼儿潜能开发”重点课题的研究，仅北京市就有若干所一级一类或一级二类幼儿园参加课题实验班，并开办了0-3岁社区宝宝潜能开发俱乐部，课题负责人程淮称，该项研究将通过几年的艰苦努力，创建一门居世界领先地位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儿童潜能开发学。

0到3岁教育是否写入法律 专家官员争论不休

　　北京这个千万人大都市，每年出生的人数在6至8万人，到2000年底共有学龄前儿童近37万人。大多数家长在把孩子送进幼儿园之前处在一种无助的状态：既不甘于按老一套办法育儿，也不知道新的方法。一些条件好一些的幼儿园因报名者甚多，拒绝3岁以下儿童入园。
　　 在家长所不知的地方，专家、学者和官员却为是否要把3岁前教育写入法规，掀起一场鲜为人知的激烈争论。
　　 1995年5月19日，北京市政府领导提出，学前教育要立法，当时面对的情况颇有几分危机：计划经济体制下作为后勤、福利办的企业事业单位所属幼儿园，纷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削减经费，关门闭户，致使北京的幼儿园数量由5年前的3300所变成2047年所，少了整整三分之一。所以此议一出，北京市西城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正中等人大代表纷纷响应。1997年，北京市教委开始进行调研，在此项法规最终提交市政府、市人大审议时，无一人反对。
　　 在这个背景下，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林浦生主任率队来幸福泉幼儿园进行立法调研，倾听民办教育机构对立法的意见，考察他们对0-3岁儿童进行学前教育的经验。
　　 2001年3月14日，北京市教委学前教育处简而贤副处长打电话找到程淮，请他帮助再邀请4位专家，到市人大开会，因为人大立法要对0-3岁教育问题征求专家意见。此后，市人大常委会陶西平副主任又约请了程淮等三位专家征求意见，并率团到幸福泉幼儿园及其开办的社区0-3岁宝宝俱乐部进行视察。
　　 当时有关0-3岁儿童教育的意见有三种。一种认为学前教育应指3-6岁儿童的教育，0-3岁为先学前教育，主要是卫生部门的事情，教育部门管不了。这一观点有现行师范教育体制的强有力支撑：目前师范教育中的学前教育，教的就是3-6岁的幼儿教育。
　　 另一种意见，0-3岁应当纳入此次立法，但是没有必要把它专门提出来，只要提0-6岁教育就行了。
　　 第三种意见认为，既要把0-3岁专门列一条，又要强调0-6岁的学前教育是一个整体。持第三种意见的程淮认为，0-3岁教育主要应在家庭社区中进行，但是没有专家的跟踪指导和专业服务也是不行的。他对记者讲起一个令人感奋的人生故事。
　　 2000年10月15日，程淮赴上海参加教育部的一个科研课题会议，做完报告走下主席台时，一个60多岁的男子迎上来，握住他的手激动地说：“我一直在找您，您的理论在我的女儿身上开花结果了”。
　　 这位老人叫任江，是江苏省沿海水利科学研究所的退休技术人员。由于种种原因，岁月蹉跎到了60岁，他才与30多岁的湖南打工妹结婚生下一女孩。任江立志要把她培养成材，却不知如何开始。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看到了对程淮主持的六婴追踪的报道，“如逢及时雨”，他就着手按照这一套方法教育自己的孩子。时至今日，6岁的女孩任楷，已经上了四年级，成为一个品学兼优的小学生。66岁的任江感到极大的慰藉，并常与程淮通信。
　　 尘埃落定之日，《条例》规定：“本市提倡和支持开展3周岁以下婴幼儿的早期教育。”针对有些幼儿园幼儿教育成人化、小学化的弊病，《条例》一针见血地规定，“学前教育应当遵循学龄前儿童的年龄特点和身心发展规律，实行保育与教育相结合，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形式，寓教育于生活及各项活动之中。”
　　 曾经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陶西平表示，接受学前教育的法定年龄从3岁向下延伸到0岁，标志着社会教育理念的重大突破。把这个时期的教育仅仅理解为智力开发是个极大的误区。科学研究表明，这一时期还是孩子性格与体格发展的重要时期。

学前教育设施不得擅自挪用 居民可以依法起诉不法开发商

　　这些年，一个个居民小区拔地而起，小区配套建设的学前教育设施已经成为北京市学前教育的最主要的资源，但普通存在着学前教育设施被占用、挪用的现象。如何通过立法解决这一个问题，成为众多部门和专家关注的焦点之一。
　　 北京市教委学前教育处在调查中发现，一些明明写入小区建设规划的幼儿园根本没有从纸上走到现实中来。对1986年至1995年十年间建设的73个居民小区的调查结果是，规划建园所179处，实际只建了151处，有28处不翼而飞了。另外，已建幼儿园有的设计不合理；有的施工质量差，还没有交付使用就已经漏雨；还有的不及时交付使用，多年闲置、被出租或改作他用的高达20%--仅此一项就意味着有20%婴幼儿的受教育权利被侵害了。经过激烈的争论，法律给出明确又实事求是的规定。
　　 “为居住区配套建设的学前教育设施必须用于发展学前教育事业”，《条例》第二十条明确规定，“配套的学前教育设施竣工验收后，应当在3个月内交付区、县教育行政部门管理”，“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将学前教育设施挪作他用”。
　　 吴晓燕处长强调，这是一条强制性规定，既是对开发商的规范，也是对教育主管部门的规范。任何一方没有履行义务，侵犯了小区居民的合法权益时，业主可以以此作为法律依据控告侵权者。她严肃指出，现在不仅开发商的所作所为与这项新出台的法规普遍相左，教育部门也有个别不良现象，有些街道办事处也占用幼儿园作办公楼甚至出租牟利。
　　 北京有118所民办幼儿园，其中城区有28所，居民抱怨民办园收费高，而民办园则抱怨学前教育设施收费太多。《条例》明确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向使用配套设施的学前教育机构收取国家和本市规定以外的费用。”程淮说，这对使用配套学前教育设施的民办幼儿园来说的确是一个福音。
　　 针对目前婴幼儿用品市场存在的无序局面，《条例》第二十四条还规定：面向学龄前儿童的广播电视节目、音像制品、教具和玩具“其内容或者产品质量不得危害学龄前儿童的身心健康”。 吴晓燕处长说，目前市场上存在着一些违背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的产品，家长收集了足够的证据之后，可以根据这一条款提起诉讼。
　　 《北京市学前教育条例》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学前教育的领导，将学前教育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这虽不像九年义务制教育那样是强制性的政府任务，但是也把学前教育从过去专家的提倡和尝试变成政府的行为。
　　 正当记者准备发稿时，北京市召开了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刘淇市长等市领导和各区县正职领导等出席了会议。这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市第一次以市政府的名义召开的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刘淇市长在报告中指出，学前教育要认真贯彻《北京市学前教育条例》，大力发展学前教育，注重0-3岁儿童早期教育，逐步实现托幼一体化，完善依托社区的学前教育网络。为儿童一生的发展打下扎实的基础。我们期待着在《条例》的规范与指引下，北京的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明天会更好。（新华社专稿）